1939年秋，马来亚东海岸上一场募捐大会刚结束，陈嘉庚在后台翻点账本，数字耀眼，可他心里仍旧惴惴。飞机、药品、物资一批批运回祖国，前线却传来重庆屡遭轰炸的噩耗，战争的黑雾始终挥散不去。
他反复琢磨：钱可以救急，却救不了方向。如果民族航船连舵手都找不到，再多金银也像落入深井。就在这种焦虑中，一本《西行漫记》被朋友递到他手里。书页微黄，字里行间却像火焰般跳动。陈嘉庚深夜读完，合书时低声自语：“要不要亲自去看看？”
1940年2月，他回国慰劳，先到重庆。蒋介石设宴接风，宴桌只摆四五道小菜，气氛却并不轻松。席间，蒋介石探问其后行程。陈嘉庚老实回答，想去西北走一遭。蒋氏脸色微变，嘱咐道：“切勿受骗。”这句提醒，倒像推了他一把。
5月29日，慰劳团抵西安。专列刚停，就有人递上一叠悔过书，密密麻麻控诉“共匪暴行”。纸张油墨尚未干透，表演味道太浓。陈嘉庚心生反感，将传单揉成团，扔进路旁黄尘里。
5月30日清晨，汽车沿着崎岖山道驶向延安。窗外黄土高坡层层叠叠，一队队担枪的八路军迎面而过，脸上带着与征尘不相称的神采。傍晚时分，汽车驶进宝塔山脚下，千余名群众高声呼喊“欢迎陈先生”。没有管弦鼓乐，没有彩旗横幅，只有拍手的声音与真诚的微笑。
夜宿交际处。窑洞高敞，窗明几净，桌上只有粗瓷碗与红薯干。陈嘉庚提笔写下日记：延安虽贫，氛围可亲，真让人“坐卧皆安”。
次日一早，朱德、康克清陪他参观女子大学。课堂里传来朗朗读书声，不少学生是南洋侨童。她们说在延安不交学费，每月有津贴，还能夜行无虞。陈嘉庚听得动容，连连点头：原来战火之中，仍可有这等宁静。
下午四时，杨家岭见毛泽东。远远望去，窑洞门口瘦高身影正倚门而立。入内，几张木椅围着粗木桌，墙角堆着书报。交谈刚起，一名警卫员送文件后，随意在凳边坐下。见他坐得拘谨，毛泽东侧身挪动半尺，让出更宽的位置。
“毛先生，请务必珍重身体。”
“十年如是，习惯了。”
这一前一后，仅十余字，却胜过千言万语。陈嘉庚心里一震：在别处，领袖身边哪容勤务兵贴身落座？
当晚的家常饭更让他吃惊。二米饭、土豆片、辣椒炒白菜，一碗鸡汤摆在中央。毛泽东笑称鸡是邻家大娘“特供”，自己每月三块菜金，平日舍不得买肉。陈嘉庚举箸良久，忽觉此桌胜过山珍海味。
随后的几天里，他听延河夜话，看军民同住，走访兵工厂、棉田、纺线房。女工推窗朝他挥手，孩子们围着唱《黄河大合唱》。没有高官豪宅，却处处见秩序；没有醉生梦死，却人人谈理想。
6月7日，李铁民伤势痊愈，行程结束。临别前夜，毛泽东再度到交际处相送。两人对坐无言，煤油灯跳闪。毛泽东写下八句诗赠别，结尾一句“风雨同舟”，陈嘉庚将纸页小心折好收入上衣内袋。
返程路上，阻拦接踵而至。洛川“民众陈情”、宜君“山匪凶讯”、华阴“铁路谣言”，情节几乎一式一样。陈嘉庚质问对方，细节漏洞顿显。动辄“共产党抢劫”的说辞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，他暗想：人若心安，何需舞文弄假？
6月下旬返渝后，国民外交协会请他作报告。大厅座无虚席，连走廊都挤满了人。陈嘉庚神情平静，娓娓道来：延安如何节衣缩食，如何尊重妇女，如何开工厂、自办学校。有人提出刁钻问题，他并不激烈反驳，只淡淡一句：“眼见为实。”
掌声雷动。会后，特务在街口嘀咕“为共宣扬”，他袖手而过。朋友私下问他怕不怕得罪当局，他答：“事实已在胸中，怎能闭口？”
7月至10月，他辗转川黔桂闽，沿途真实景象让他再度确认判断：敌机轰炸下的重庆仍歌舞升平，地方官衙却掩护哄抬物价；而在八路军活动区，村舍虽简，人心不乱。对比之下，高下立现。
年底重返南洋，陈嘉庚召集侨团会议，向众人交代国内见闻，并劝众继续支持祖国抗战，但必须区分方向。“中国光明，在黄土高坡。”他的语速不快，却句句掷地。
就在当地报纸刊发演讲摘要的当晚，电台里传来蒋介石宣布取消某些华侨优惠政策的消息，试图削弱侨领影响。侨胞哗然，却无人退却。多年来积累的信赖，不是一纸通告能瓦解。
稍后的岁月证明陈嘉庚的判断——抗战胜利，解放战争爆发，历史车轮按着他在延河边留下的预言前行。毛泽东当年那微不足道的挪动，折射的平等与敬人精神，始终烙在他心中。
回想起当初的那顿“二米饭”，陈嘉庚曾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：延安之味，粒粒皆是真理的味道；领袖之举，点滴皆是人心的尺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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